上周二的真蓆茶敘中提到了身不壞的故創辦人釋開,這個目前已被遺忘但早年是三天兩頭出現在社會新聞的著名人物,當年「因緣際會之下,開始收容精神病患。起先,釋開豐以繩子和第一位病患相繫,透過佛經講解,使其病況逐漸穩定」,對家屬與病患是免費的,最多時收容將近千名精神病患。

若說修行,他的弟子大多是行為脫序的精神病患;要說講經,弟子們聽得進去否不得而知;至於弘法,龍發堂也沒有建佛寺與佛像等。

釋開豐的道場,就是龍發堂,就是在瘋人院照顧精神病患,也給家屬一份安心。

 

龍發堂的資料不多,「發現龍發堂」文章提到,『這六百個人裡面,約有一百人是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那麼,他們怎麼處置呢?我的疑問顯然沒有難倒他們,因為醫師說最難處理的是「性問題」,而不是這些失控的人。所以,他們想辦法不斷的操練他們的身體,讓疲累淹沒肉慾。』

 

另外一篇龍發堂攝影研究較多資料與照片, 2006年由黃筑寫的碩士論文,將曾經拍攝龍發堂較有名的三個人做論述比較,

其中一位侯聰慧曾在龍發堂待過,出去二年多後回到龍發堂攝影:

『當我被認為是「攝影家」時,我已經沒有照相機了,

而要出攝影集時,所有底片很自然丟了。

回想沒當所謂「攝影家」前的生活,那時候沒有酒。

只有自溺的生活,想當一個優秀的精神病犯,

一個不成熟的男人 —— 一個女人說的。

龍發堂、精神病犯、拆船工人,就是那時候拍的。

要面對它,我所不能或我、或那些人,

那時發霉的生活,去吧!

台北、喝酒、很遠的看人在拍電影,

人是單位,物也是單位,公車站牌,垃圾都是單位,

方位不在重要了,移動是必須的,

讓我騙一下嘛 —— 我對女人說的。

寫序,出攝影集所必然的,

談攝影,卻面對白紙,是我所不能,也不會的,

我只期望找回「慾望」。

它跟攝影或藝術,女人都是關係,只要它不跟酒有染。

對不起妳們,—— 真的!

 

瘋癲借用了野獸的面孔,那些被鐵鍊拴在囚室牆邊的人不再是精神錯亂的人,而是被某種狂暴本性攫住的野獸:似乎瘋癲發展到極點便越出了包容其脆弱型態的道德失常範圍,而借助於某種突發的力量與純粹的獸性發作結合在一起。」--傅柯,《瘋癲與文明》

「有三個精神錯亂的人,都自以為是國王,都自稱是路易十六。有一天,他們為君王的權力爭吵起來,各不相讓,有點動火。看護走近其中一個,將他拉到一邊問:『你為什麼和那兩個顯然瘋癲的人爭論?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嗎?』受到這番恭維後,這個瘋人高傲的瞥了那兩個人一眼,便立刻退出爭吵。同樣的花招在第二個病人身上也發揮了作用。爭吵頓時便煙消雲散了。」--傅柯,《瘋癲與文明》

 

「將瘋子付託給水手,便可確定他不再無限遊蕩於城牆之下,便可確定他將遠走他鄉,便是要他變成自身旅程的囚犯。在十四、十五世紀,確實有一些被當局逮捕的瘋子,被委託給船夫帶離城市,驅逐或遣送出境,將瘋人交給水手是為了確定他不再在城市內外徘徊,並確信他將遠走他方,我們能從中得知,長久以來,瘋人就被社會以各種形式排拒在外。中世紀的歐洲將瘋癲視為精神衝突的邪惡一方,是人類的弱點,與人的夢幻和錯覺相聯繫,不被作為一種錯誤,而多出現在喜劇中笑料的安排。」--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

「十七世紀起,瘋子們正式的被投入監禁體制之中,自此,瘋癲便與監禁密切相關, 1656年,路易十三下令由在巴黎「國家」成立「收容總署」,這並非一座醫療設施,比較近乎一個半司法單位,擁有自行審判、決策、執行的權力。」--傅柯,《瘋癲與文明》

龍發堂的存在,在空間、體制與加諸病患的管理之上,顯然接近於上述十七世紀的教會收容所,堂方沒有對瘋人施行醫術的治療,而是以一種宗教感化的集體生活訓練模式,讓病人每日誦經、聽講道理、共同吃飯、一齊進行飼養牲畜、裁縫等工作,規訓瘋人在規定單調的生活節奏中,習慣成自然的變得乖順且「不瘋了」。龍發堂與十七世紀教會收容所相同的是在實際醫療行為上的缺乏,而著重在要求病患對神明虔敬及參與工作,但以兩者實際的產值與獲得的報酬而言,能從病患身上獲得的金錢利益,遠不及工作及宗教逐步幫助病患融入群體,及減低個別沈溺在幻象內情況的改善。這些制約性的定時活動以道德及規則的名義,被強加在人身上

 

「瘋人面對照相機的反應是與常人有差異地:一般人會有很明顯的相機意識(camera conscious),及社會性修飾與迴避,而精神病患則無。」--周本驥,另一位拍攝者

這段話點出「無畏他人眼光」幾乎是我們對瘋人最基本的想像,瘋癲者張狂、無羞恥心的裸露,突見使人心驚,他的身體與行為憾動了觀者心中對於道德的邊界,

我們感受到他們是與我們不同的。

 

在一個沒有影像卻因黑暗之聲而感到震撼的夜裡;在一群不顧一切、一心一意渴望持續下去、卻遭到遺棄的身體之中;在一張紙上,我跟隨著那些在移情作用中、從他們自身所處的虛空中,向我送來一份禮物——我將之命名為卑賤情境——的人們,追蹤他們所傾訴的錯綜複雜的生命條紋。~~克莉絲蒂娃,《恐怖的力量》

社會秩序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退斥瘋癲,視瘋人這些「卑賤情境——的人們」為鎮壓、禁錮的永恆目標,為了正式合理的囚禁他們,一套嚴密的瘋人審判系統被建立了,通過精神醫學的層級區分,進行無休止的檢查與審判,瘋癲據此被規訓並懲罰。

 

『當一個人被精神醫療的診斷判定「瘋狂」時,被關進療養院,而沒有對未來可預見的期限,在療養院中,瘋人持續活在孤立與寂默之中,對於那些不去探訪他的人,他就像是已經死去一般,不過,他卻又並不是真的死去,唯有對瘋人身邊的人及少數會想到他的人,才有機會發出生命的訊息,他變為一個不死不活的存在,變成一個社會的失蹤者。』--阿圖塞,《古典時代瘋狂史》

 

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龍發堂並不只是這個當下的短暫監禁,也不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它具體再現了社會秩序長久對抗瘋狂的流動與威脅所能採行的唯一方法 —— 禁閉,將瘋狂驅逐在社會的邊緣,以確保自身的完整性不受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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